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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布鲁诺·拉图尔丨如何打造“领土的政治”?

法意Nomos · 2018-06-08 · 来源:法意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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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鱼小鱼都选择了相同的策略:富人逃到了他们的离岸庇护所,普通人则选择回到往昔的民族国家。

  法意导言

  今年二月份的EUROZINE杂志采访了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布鲁诺·拉图尔曾说,在后人类全球化和国家主义孤岛化的进程中,生态问题将我们推向世俗的土地。如他所说,在这样一个全球化和国家主义并存的时代,人类遇到了诸多问题,比如生态危机、难民潮等。历来被左派驳斥为反动主义的“归属于特定土地”这一传统问题现在也突然变得至关重要。在本文中,布鲁诺·拉图尔对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二战后人们想法的演变、人类何去何从和个体对归属感的要求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对话布鲁诺·拉图尔:如何打造“领土的政治”?

  作者:Bruno Latour & Camille Riquier

  编译:傅兰珂  卡米耶·里基埃

  在2015年,你出版了《面对盖亚》(Facing up to Gaia)(译注:盖亚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这本书是你在你的另外一本书《存在模式探究》(An enquiry into models of existence)中讨论过的思想的延续。你最新的一本书的副标题“去哪里定居?如何在政治中找到你的路?”(Where to settle? How to find your way in politics?)令人想起康德和他的问题:“何谓‘在思考中定向’?”(1786)。康德这篇偶然的文章试图在无需借助上帝指引的情况下找到一条路。在你的书中,你是否尝试在没有自然作为指引的情况下找到你的路呢?

  布鲁诺·拉图尔

  我们必须回到康德以前的一个半世纪。当时的人们认识到,因为新世界的发现,人类不得不反思他们从前那包含宗教、地理、科学和政治的世界观。如果要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么就是比较在科学革命与启蒙时代导致宗教、地理、科学、政治等领域分崩离析的原因和现当今因为“新”新世界的发现而发生的事件。我最近的一本书更像是《面对盖亚》系列的第九篇演讲稿,谈及了唐纳德·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

  至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元首有勇气公开提出这样一个明显的观点:气候问题是一个关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三十年来,气候问题一直在调整地缘政治结构的各个方面。在特朗普之前,人们沉溺于普遍的妥协主义。联合国和自里约会议以后的气候会议是这种和解氛围的典型。这一种妥协主义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善意的行为,我们能够走出困境。特朗普清楚地声明美国向其他国家宣战,且其他国家对生态变化的任何问题,都不会对他有丝毫影响。这是第一次有国家决定离开国际社会,无异于承认:环境是主要的地缘政治问题。在这之前,某些国家可能会说:“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我们的社会或经济利益不同”,但是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之前,没有一个国家说:“你居住的物质世界不是我的世界。” 马克龙马上抓住了这一点,即便他对这些问题并没有很感兴趣。他认为他可以将美国的态度变成他的政治优势。

  卡米耶·里基埃

  你为什么说特朗普用“阴谋”来否认现实?

  布鲁诺·拉图尔

  我使用“阴谋”这个词是想让人们对此加以思考。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现实的存在。 但是,在解除管制和不平衡的骤增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正如我们在天堂文件中所看到的系统性的离岸组织。在二十世纪的八十、九十年代,一些开始知道气候问题有多严重的人策划逃离或是寻找庇护处。 庇护也可以是思维上的,为了让别人不说他们惧怕环境,他们就说环境问题不是真的。我的假设是特朗普政府也是如此。非常明显,在特朗普的政府中(特朗普政府在这方面与其在其他方面具有一致性)对组织逃离有着清楚的认识,比如普遍的朝着离岸避风港的逃匿行动。这里的隐喻清楚明白: 建立“美式生活”之墙,他们甚至不再假装对世界性重要议题或世界团体感兴趣。那些停留在自由主义界线之内的保守派人士从未说过把余下的世界遗弃于其命运是必要的事。你必须理解“特朗普主义”不同于保守思想、自由主义思想、共和党思想的程度。这个政治上的异常现象只能被解释为对新的气候政权的回应。

  卡米耶·里基埃

  国家们在后冷战时期的目标是全球化。他们的想法是抛弃对本土、祖国、民族的依赖。在对自然的否认之上,现代性被有效地建立。夏尔·佩吉说现代性通过建立另一个依照秩序和节制的世界摧毁了现今的这个世界。三个世纪来,自然没有理会我们,但是现在她作为一股成熟的政治力量而来,逼迫着我们改变方向。

  布鲁诺·拉图尔

  说也奇怪,这让你意识到二战后的现代人曾有多无所谓物质上的东西,以及他们对待物质的想象的理想化程度:一堆模糊的、关于定义不清的共同世界的老生常谈(译注:在战争中,他们发现物质并不重要,开始觉得这个世界是共通的,比如“因为我们都是人,所以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他们有这个想法,但难以定义)。这个普遍的世界观的支柱之一是对于这个世界前进方向的一个观点:世界正从本土的、古旧的朝着全球和未来进发。这样的老生常谈使辨别保守和进步成为可能。我们当前的迷失方向却使这样的辨别更难。这世界的所有国家,最好的情况下是后退成民族国家,最坏的情况则是退回成以种族为界。任何关于共同目标的观点被公然抛弃。诚然,这也许不是战后政府主要关心的事,但是没有人公然抛弃它——美国更是没有。美国通过给我们一种被其所庇护的感觉,担起了保护欧洲的责任,无论是在核武器上,还是在道德上。谁现在可以像雅克·马里顿写在《环球百科全书》里的那样写下“美国提供了普通人的形象”?如今没有人会这样说。美国抛弃普遍性而选择离岸生活是历史性的奇观。

  卡米耶·里基埃

  你认为,在面对新挑战时,我们构建政治生活的方式是不合适的:所有我们面临的问题——移民、民粹主义、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相联系并且这恰恰正被否认。

  布鲁诺·拉图尔

  直到最近,左派都没有对归属于某片土地或者领土的问题,给出过系统论述。生态政治有它反动的一面,它迫使左派去重新考虑关于土地、动物、植物、生命和气候的实质问题。左派认为这些实质问题,在自己变成现代之后便被遗忘了。左派的解放前景从来不是指向对特定土地的归属,甚至“土地”、“归属”这两个词的使用会被认为是反动的。但是,人们突然意识到应考虑归属于某一特定土地这一问题,并且这个问题正日益关于必须被关心的居住环境。在现代性的前景变得不堪一击后,人们正退向的是民族的或种族的土地。

  这些事情的同时发生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其一,朝着全球化的行动在未来主义和后人类的超现代化中保持了巴洛克形式——想象其不需要处理数十亿多余的、糟糕的人类的问题。其二,许多国家正朝着种族或民族归属感大规模后退。其三,关于如何以其他方式存在于世界上,如何在世界的土地中有根。这不是莫里斯·巴雷斯所说的那种由逝者的血液、墓地和教堂组成的土地。这里有两种相反的观点:回归人们所居住、成长的土地的乌托邦前景和所有国家共同守护地球。这个问题不在于你是否为左派,而是决定于你是否在乎全人类的利益。你是否曾想过这九十甚至上百亿人口必须居住的土地的本质?在这样的语境下,移民问题和气候问题相联结。那些不认为气候问题重要的人,或者那些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的人,仍能完美、清楚地看到移民问题。这个问题在每一个国家、每一次选举中都是决定性的,并且促使人们重新将焦点放到国界之上,即便国界问题与处理气候或难民问题无甚相关。

  卡米耶·里基埃

  只要人们不考虑领土问题,他们就始终会在两种可相互替换的策略中徘徊:向超现代的未来逃离和向国家归属感溃退。这是否意味着你的政策是中间路线?

  布鲁诺·拉图尔

  这应该说是“去中心化”。这个政策可以被定义为反对的声音,但它也可以是一个地方,一片土地。如今右派和左派的区分已经失效,因为它们都无法明确哪些将彼此区分开来的实质框架是什么。生态的变化迫使我们提出更多更多实质性的问题:我们有多少人?我们住哪里?我们居住处的气候如何?我们吃什么?我们如何互相利用?我们如何确定利用的界限?这些问题均与我们过去曾说的“社会问题”有关,但是“社会”的定义太狭窄,以至于我们忘记去思考更大的问题。甚至生态学家也无法将这个有限意义上的社会问题和更大意义上的(我们如何守护地球的)新问题作出联系。

  卡米耶·里基埃

  生态政治学是否已经失败?为什么会失败?

  布鲁诺·拉图尔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解决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之间出现了一个悲剧性的分裂。生态政治学家陷入了现代宪法设置的陷阱。现代宪法始于十八世纪,使人类政治区别于政治的本质。至今三十年,我一直在说明的一个观点是:人类是自然环境中的一部分;他们是人类集体中的一部分。政治观点中,环保被忽略了。关注环保的政党大多消失。这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它们不再能够系统阐述政治上的问题。尽管如此,生态政治学在领土和移民问题上表示关注:我们将与谁、在哪里共同居住?在什么类型的土地上?

  卡米耶·里基埃

  你还批评了生态科学对政治的否定,尽管它已经提供了全球变暖现实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布鲁诺·拉图尔

  在2017年的11月,《世界报》的头条这样写道:“明天太迟”,用了60号的字体——这么大的字同样适用于“朝鲜轰炸华盛顿”。但是,至今为止,这样的头条毫无用处,甚至第二天,他们就在谈论其他的事了。这足够让你疯狂。从一方面来说,这是一个被一万五千位科学家呼吁的、有着很高危险可能性的威胁;从另一方面来说,却是完全的不作为。我愈发对这一冷漠态度的社会心理感兴趣。我们被新闻所轰炸,但是我们没有与之对应的、可以去处理那些问题的情感、审美或者心理上的能力。这是人们将“nation”这个词的定义从“世界性国家”变回成“各自的国家”的主要原因。当我们把问题归结于此,这样的态度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如果我们即将经历重大灾难,我们也许会乐意待在一个我们熟悉的关起门的社区,或者安全地躲在一堵墙之后。大鱼小鱼都选择了相同的策略:富人逃到了他们的离岸庇护所,普通人则选择回到往昔的民族国家。

  卡米耶·里基埃

  我们要怎样才能定居?要去哪里才能找到属于我们的土地?

  布鲁诺·拉图尔

  基本上,在一百五十年间,所有的生态运动都在问这些问题。所谓的进步力量也改变了他们的计划。我们发现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境地:我们不关注全球化抑或是国家,但是气候变化的问题却变得更为核心。从地缘政治学到大量且多样的女权实验——不要忘记作为当代反抗形式的人类学的回归、土壤的新现实、土地艺术令人惊讶的发展和非传统的农业实验——形势已然变化。但是这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的代表,因为它缺少了共享的目标。

  卡米耶·里基埃

  你建议应该有一种新的对立:那就是在作为现代的和作为领土的之间的对立。

  布鲁诺·拉图尔

  问题在于现代世界的定义非常抽象。当现代性的计划已经被描绘好,人们不知道现代世界会变得怎么样或者我们的人口会到达什么程度。这些我们公共生活的基本组织结构问题非常模糊,就像它们在古典的乌托邦中,甚至我们自己还嘲笑这些问题。我们现在突然意识到现代性是一个乌托邦,那些关于现代的概念不适合我们的未来。在威胁无时不刻瞬息变化的现在,我们无法快速地改变。出于对唯物主义的误解,现代世界用了很长的时间去适应紧急情况。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现代世界有我们曾经说的“古老的封闭社会(无法快速适应现代性)”的特征。事实上,我们的社会才是无法改变的那一个。

  卡米耶·里基埃

  你如何看待在斐济共和国主持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三次缔约方大会法国的政策?

  布鲁诺·拉图尔

  法国生态部长尼古拉•于洛正拖拽着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去往更关心人类的方向。至于他成功了多少,还是未知数。于洛已经改变了马克龙关于核能的看法,这是一个好的标志:反核能的执念使关于生态学的话题部分瘫痪。如果余洛表现出一个政客的样子,而不是用道德和威胁他将要辞职来强调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会有一线他可能会成功改变这个局面的希望。但如果让这个国家去制定相关政策,那么什么都解决不了。生态问题不能依赖于一般的国家程序。国家政策总是考虑到政治活跃分子之前成功做了什么,而非处于对未来问题的展望。这是研究者、公民和政治活跃分子的政治任务;只有在事后国家才能够组织。这些所谓“需要被保护的领域”是有趣的:他们抵制国家试图接管的尝试。只要没有人把生态问题和社会相联结,那些问题就永远在社会关注之外。

  领土不平等问题——在更广义上——还与我所说的“地理-社会阶级”共同出现。教皇通谕也即《你是应当称颂的》(译注:罗马教皇方济各的第二本书。英文即 "Praise be to you”,副标题意为“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书中将不平等和生态相联系,这使从不同的途径动员政治活动成为可能。最为紧要的任务也是最为缓慢的:一国人民必须像他们长久以来关注社会问题那样,去关注生态问题。归属于领土空间仍然是一个过于抽象的问题。要找到生态危机和社会问题的联系,我们需要明确一国人民的领土和他们自身居住的地方。

  卡米耶·里基埃

  你是否建议应当向欧洲提出这些不满,以确认一国人民如何组成的问题?

  布鲁诺·拉图尔

  我建议的实际程序确实会包含抱怨的声音,就像1789年被提交的那些。他们会提供详细的、迅速的、有关于领土冲突的描述,即由定居于某一特定领土但来自不同地理-社会阶层的描述。在两个世纪前没有受过充分教育的人民可行的事在当下应当同样可行。任何人都能够定义自身或是将自身摆放在一个合适的环境。如果你没有人民,你不可能实行政治;如果你没有领土,你不可能有人民。

  我提到欧洲是出于个人原因,因为如果不清楚自身想要定居何处,就不可能明白自己可以定居何处。这一欧洲问题阐明了归属的模糊性:欧洲同时有着国家的、后国家的、地区性的这三种特征。这个欧洲家园在规模上是好的:不是太小也不是太大。有些人反对我对“家园”这一称谓的使用。但是,即便你不提倡欧洲,你还是不得不承认其被美国和欧洲的同时反对所消极定义。同时,不要忘记土耳其和俄罗斯的持续性敌视以及来自中国的竞争。作为家园的欧洲的存在是否能够被保卫,而不是被与上述那些国家的关系所定义?

  编译文章:

  Bruno Latour, Camille Riquier, For a Terrestrial Politics: An Interview with Bruno Latour, Eurozine, Feb.,2018 Issue.

  网络链接:

  //eurozine/terrestrial-politics-interview-bruno-la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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